雖然首季經濟數據顯示宏觀面似有止跌企穩(wěn)、觸底反彈的苗頭，但即便最樂觀的人，也不敢肯定今后幾個季度經濟是否真能反轉。于是，便有了很有意思的現象：一面說經濟即將走出下降通道，一面又希望繼續(xù)出臺第二波經濟刺激方案。

    現有四萬億資金的安排，主要將投向國企，特別是產能已經嚴重過剩的產業(yè)。比如，十大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中，都有大筆投入的內容。這對于保持這些行業(yè)的增長和就業(yè)完全必要，也一定有效，但也有很大隱憂。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今年首季創(chuàng)出了20年來的新低，說明宏觀經濟出現了20年不曾有的重大變故。這個變故，不是別的，正是外部需求的急劇縮減。美國人、歐洲人對中國產品的購買意愿迅速降低。過去20年，片面追求增速，以GDP增速作為考核地方工作核心指標，造成幾乎所有的行業(yè)都產能過剩，即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局面。雖然問題一再被詬病，但卻始終沒能得以根治，而且愈演愈烈。除了因為經濟增長對地方就業(yè)和財政收入至關重要以外，還因為國內過剩的產能被外部需求強勁吸收，致使產能過剩被完美掩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金融危機襲來，一貫花錢大手大腳的美國人，突然變得摳門起來，破天荒地喜歡起儲蓄，國內的產能過剩終于顯性化了。更嚴重的是，美國人為了做平家庭資產負債表，必須要過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緊日子。我們的產能過剩，顯然也不會在短時間內得以消解。

    從長遠看，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定位于國內需求，是最可靠的選擇。即便從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短期層面看，也同樣是治標又治本之策。

    經濟增長的最終拉動力量，是居民最終消費而不是投資。把資金大量沉淀于原本過剩的產業(yè)，產品只能轉化成庫存，而不會變成最終消費品，這樣的增長不可能持續(xù)。

    把大量資金投給了大型企業(yè)，維持了GDP和一部分就業(yè)的機會成本是，大批中小企業(yè)，尤其是民營企業(yè)的破產和失業(yè)人數上升。實事求是地說，金融危機的最嚴重后果，并不是GDP增速放慢，而是非自愿失業(yè)大量出現。在提供就業(yè)上，中小企業(yè)才是大頭，救助中小企業(yè)就是保持就業(yè)和社會穩(wěn)定。在大企業(yè)靠財政資金的救助，可以作出不裁員和減薪的承諾時，中小企業(yè)以及整個社會的信心將會如何？這個成本不可不察。

    比居民收入增長更快的是GDP，而比GDP增速更快的是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增速，在某些特定時期，超過GDP增速不一定就不合理，特別在轉型時期，這種合理性可能還更充分一些?？墒?，合理與否的標準，是看財政支出是否更多呈現出公共財政的特征，以及支出的結構是否更加有利于市場配置資源。很遺憾，在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的同時，財政沒有很好地履行公共財政的義務。除了經濟建設費、行政管理費等所占比例過高外，財政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支出嚴重滯后，已經影響經濟健康增長。

    在經濟高速增長時，財政的功能性缺失也能被掩蓋，畢竟就業(yè)情況還不錯，畢竟人們還有收入，雖然不高，但還可以支付一部分社會保險費用。在經濟增速突然下滑，而就業(yè)位置又不保的時候，財政的空檔，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必要性，一下就突出了。

    據《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稅收痛苦指數，中國排在第二位，僅次于法國，這多少有些噱頭和嘩眾取寵，有關方面對此已嚴詞駁斥。但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企業(yè)和居民的總體稅負比較高。比如流轉稅，17%的增值稅稅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還有和增值稅捆綁征收的稅率更高的消費稅； 25%的企業(yè)所得稅稅率也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問題在于，只有不多的國家同時征收增值稅和所得稅。同時，已經并正在醞釀征收的新稅還有好幾個。

    稅負高，也不是不可理解。歐洲一些國家就是如此。不過，高稅收應有較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相對應，而這恰是中國財政亟須改進的。所以，在金融危機的當口，**仍然在積極推進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特別值得稱道。同時，其他的保險和福利制度改革也應一并推行。就像大家說的，沒有了后顧之憂，老百姓才敢花錢。70多年前，凱恩斯就把這個道理說得很清楚了。常常聽一些專家說，要警惕歐洲高福利的弊端在中國重演，比如影響工作積極性，加重財政負擔等等。這不免太有些危言聳聽和“未雨綢繆”了！

    所以，在深化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之前，首先要進一步改革財政體制，對積習多年的不甚合理的支出結構，須傷筋動骨式的調整，以給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改革留出足夠的資金準備。而在財政體制和某些固有觀念沒有改變之前，即使有第二輪的刺激資金，可能仍然是擴大產能，而不是增加居民收入，加上資金回報和激勵作用的邊際效用遞減，效果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