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２日，陸川耗時４年的力作《南京！南京！》全國公映，這部被業(yè)內(nèi)譽為十年來中國最好電影之一的戰(zhàn)爭大片不僅震撼人心，也讓觀眾充分領略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的勃勃生機――以陸川領銜，一批年輕電影導演業(yè)已成為中國電影的重要力量。

    《南京！南京！》的敘事策略

    《南京！南京！》讓人震撼，以日本士兵為主角的敘述與從前國產(chǎn)電影中愚蠢的“仁丹胡”大相徑庭，伊田、角川都很人性：老兵伊田在占領南京之后體驗到種種慘烈的人性代價；年輕的角川把兩名中國幸存者送出南京城，再舉槍自殺。

    描寫中國人，陸川導演的血管中也仿佛同時涌動著火焰與冰渣：拉貝的秘書姜淑云面對日本鬼子的暴行不敢施救，當拉貝把她從２０個被**的女人身邊帶走時她才成為敢于犧牲的勇士；唐先生的性格更復雜：南京淪陷時對日軍抱有幻想，他學習日語，協(xié)助對方在南京開設慰安所，甚至出賣潛伏在難民營中的士兵……但失去一切之后，他終于決心反抗。  

    不難看出陸川的敘事策略――最大程度還原復雜的人性并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地審視這場大屠殺。與美國人拍攝的、源于已故華裔女作家張純?nèi)缂o實作品《南京》的同名紀錄片不同，陸川要做的是讓中國人、日本人呈現(xiàn)真實的心理動因，進而從侵略和被侵略的關系中深刻反思戰(zhàn)爭、認知自我?！赌暇?！南京！》讓觀眾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結結實實的“貼近地面”的敘事，它的細節(jié)和觀念在生動流暢的故事之河中一路奔涌，不僅引**感共鳴，也讓人痛楚沉思。  

    如果說《南京！南京！》尚有歷史的沉痛，那么寧浩將“貼近地面”的敘事進行得更徹底：雜亂而精致的多重線索、不起眼的小人物、掙扎的理想主義者編織的“瘋狂”就是我們的庸常生活；再算上陸川的《尋槍》、《可可西里》以及寧浩的《芳草地》，曹保平的《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徐靜蕾的《我和爸爸》、王超的《安陽嬰兒》、蔣欽民的《天上的戀人》、顧長衛(wèi)的《孔雀》等等，２０００年前后冒頭的新生代面貌逐漸清晰起來，他們擁有共同的作品特征：小人物、真實感，由宏大敘事轉(zhuǎn)向個體經(jīng)驗，因為對人性的執(zhí)著挖掘使敘事變得結實和牢靠。可以說，新生代已經(jīng)獲得自由而自足的藝術空間，逐步成長為最受觀眾認可的中國電影人。

    尊重電影、尊重觀眾

    對比稍早些的“第六代”更能說明新生代的獨特面貌?！暗诹贝笾掳ㄍ跣?、婁燁、路學長、胡雪楊、張元等等十多個６０后導演，１９７０年出生的賈樟柯也搭上了第六代的末班車。

    普遍認為，第六代自誕生之初就面臨第五代及市場的合圍而被迫轉(zhuǎn)入“地下”，其慣用手法是：拍好片子、到國際上獲獎、再回來拍片子；但在漫長的地下生涯中，他們大多嚴重脫離市場；第六代還被指認為“偽個性”，其創(chuàng)作思想多來自西方，對當下的關注也多停留在社會邊緣――嚴格說來，第六代的歷史觀和虛構性都是缺席的，他們習慣于主題甚至形式先行，而缺少結實豐滿的故事。

    賈樟柯是第六代的代表人物，但無論優(yōu)秀的汾陽三部曲，還是造作的《世界》、《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等都帶有意識形態(tài)氣息（如邊緣人物、破敗景象很容易被指認為“討好西方”），新作《二十四城記》尤其缺乏力度，演員們面對鏡頭的直接敘述不僅消滅了故事，也直接削平了電影本身的“故事”，不能不令人懷疑賈樟柯對那個成都大廠的挖掘是否做到了極致。

    同樣講述小人物，新生代對細節(jié)的把握、技術的熟稔、市場的判斷無疑強悍得多。陸川對《南京！南京！》的舞美要求極其苛刻，寧浩對故事中的每一個“結點”也殫精竭慮，他們所呈現(xiàn)的細節(jié)既“準”又“狠”――與第三代的集體主義、第五代的****、第六代的概念先行都不一樣，新生代們終于丟棄了太多重負而努力向電影的藝術性、娛樂性靠攏。按照寧浩的說法，電影必須尊重觀眾，尊重這門技藝的必然規(guī)律。

    國際電影節(jié)也不再重要，院線、電影頻道、ＤＶＤ市場讓新生代們擁有足夠的施展舞臺，他們信心百倍，希望做出“最棒的電影”而不是“獲獎”。陸川的《南京！南京！》籌拍之初就喊出“偉大的”的口號，寧浩的“瘋狂”首先考慮的是怎么讓國內(nèi)觀眾笑出聲來，曹保平讓《李米的猜想》散發(fā)出罕見的敘事智慧……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生代電影就像一個人終于脫掉層層偽裝，他要展示的是他蹦跳的心臟、粗糙的皮膚以及褶皺間的印記和傷疤。

    新生代能否成為軟實力？

    回到《南京！南京！》，按照拍攝時的２００６年計算，如果往前再推１０年甚至５年、３年，我們將很難想象這樣一部直面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士兵的電影劇本能通過審批。陸川講述了其中的曲折：得到不少主管領導的接見和詢問，最終得到體制內(nèi)的很多幫助，“當你要做一件你認為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而且打算撐到底，你會發(fā)現(xiàn)總會有援助之手向你伸過來?！?

    這與當年第五代的橫空出世頗有相似之處，但電影創(chuàng)作體制機制的寬容與變革至關重要。不難發(fā)現(xiàn)，新生代所處的環(huán)境比之歷代導演們大概是最好的，堪稱電影的“黃金時代”，其背景是１９９３年實施《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yè)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來的一系列改革，中國電影的流通體制逐步實現(xiàn)市場化運作，多元渠道不斷參與電影攝制，各種力量在投融資、制片、發(fā)行等領域之間的鴻溝被彌合，這為新生代的個性化介入掃清了體制障礙。關鍵在于，若干年改革的過程也是中國電影逐漸從“政治美學”向“市場美學”漸進回歸的過程，基于市場的抉擇，中國電影人對于電影本體性的考慮不僅變成必須，也變得自覺。

    于是新生代在一個更加寬容多元而精益求精的時代中找到了自己，他們的影像表達強調(diào)的是切膚之感，是一種樸素實在的人文情懷，以此凸顯一種具有跨國性、普世性的人性內(nèi)涵，基于此，《南京！南京！》也才能站在國民劣根性和戰(zhàn)爭本質(zhì)的高度提出拷問，它使我們深信，新生代或能產(chǎn)出真正無愧時代的佳作。

    ２００８年中國收獲了驚人的４３億票房，其中過億的國產(chǎn)大片多達８部，２００９年以來，金融危機成為電影產(chǎn)業(yè)逆勢崛起的契機，其中寧浩的《瘋狂的賽車》又成了“標兵”，投資僅１０００多萬元，但收入過億，這不能不讓人對新生代電影刮目相看。相信《南京！南京！》還會讓更多人涌入影院――精彩的新生代電影能否像韓國電影那樣成為國家軟實力的象征？遠景是美妙的，但僅有陸川、寧浩幾個屈指可數(shù)的年輕人顯然還遠遠不夠，中國電影要誕生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佳作并贏得更大范圍的尊重，還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