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統(tǒng)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每年發(fā)生的對證人、舉報人報復致殘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xiàn)在的每年1200多件。報復證人、舉報人案件10余年翻番，令人震驚。這也暴露出我國在保護證人、舉報人方面制度建設的嚴重缺位，導致證人處于“戴著鐐銬跳舞”的尷尬境地。如媒體報道，在寧波開小店的肖敬明，兩年前為一起刑事案件作證，之后遭報復，不得不四處流亡。事實上，這種悲劇不是孤例。當證人保護制度嚴重滯后時，類似命運也就在所難免了。 

    早在1970年，美國的《有組織犯罪控制法》中就有具體的“**證人的保護措施”———“馬歇爾項目”，規(guī)定“在每一個案件中根據(jù)具體情況用一切有用的方法為證人提供保護”。許多國家除了立法對證人進行保護，還設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關(guān)。雖然我國對證人保護的規(guī)定并不是付之闕如，但缺憾的是對證人的保護機制不健全，側(cè)重于事后保護，而事前、事中的全程保護存在欠缺；對泄露證人信息的問責力度還不夠；沒有專門的證人保護法規(guī)。 

    在近年來的 “兩會”上，有關(guān)制定專門 《舉報人保護法》和《證人保護法》的提案或議案多次被提出，但這些建議的最終結(jié)局均如“泥牛入?！?。 

    客觀正直的舉報人是“時代的良心”。對舉報人的每一次報復，都是對社會正義的一次打擊。所以，在力量上明顯處于弱勢的舉報人，需要國家的公權(quán)力給予保護。如果證人、舉報人的生存權(quán)利與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即使百姓都懷有一顆善良正義之心，但以后誰還敢冒著生命危險舉報犯罪線索？我們必須認識到證人是維護法制的證人，證人之所以作證，是盡義務和對法律的信仰。因此，保護證人是法律必須承擔起的公平正義。（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