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法學(xué)家何兵教授在廣州發(fā)表演講，呼吁“把小攤販合法化”，以消解目前城管與攤販之間“貓捉老鼠”的荒誕危局，同時緩解日益嚴(yán)峻的就業(yè)壓力。對此，時評作者羽戈撰文提出異議，認為城管“一半是單位，一半是企業(yè)”，“**撥款僅為少量”，本來就是靠罰款為生的，“一旦作為他們創(chuàng)收源 
頭之一的小攤販們開始合法化，他們再也找不到行政處罰的理由，腰包癟下來，還怎么生存？”有感于此，羽戈先生認為二者不可偏廢，“小攤販需要合法化，城管則需要規(guī)范化”，其中，對城管制度進行改革是關(guān)鍵。（《小攤販合法化，城管怎么辦？》，《華商報》2月23日） 

    表面看來，羽戈先生的建議更高一籌，看到了攤販與城管激烈矛盾背后的經(jīng)濟因素：攤販要吃飯，城管也要吃飯。想讓攤販合法經(jīng)營，就得先對城管制度進行改革，消除他們靠行政罰款為生的制度根源。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也較具可行性，但其荒誕之處卻也在于此：憑什么城管的吃飯問題優(yōu)先于攤販的吃飯問題？ 

    羽戈先生自己也承認，城管之建構(gòu)“雖然有一定的法理依據(jù)（《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但從1997年誕生至今，一直妾身未明”，“只有極少一部分屬于公務(wù)員編制”，“被稱為**的‘私生子’”。正是由于絕大多數(shù)城管缺乏合法依據(jù)，他們才得不到多少**撥款，只能自謀生路，罰款度日。從這個角度來說，城管難道不是攤販的同路人嗎？須知，攤販也有相當(dāng)比例是合法的，比如說在菜市場租個攤位做買賣。所謂的非法，無非是指那些繳不起昂貴租金，無法給**“上供”的。同樣是得不到**撥款，得自謀出路，同樣游走在缺乏法律依據(jù)的邊緣，憑什么做點小買賣的就成了“非法”，而對其進行打壓、罰款的就成了“合法”？ 

    很顯然，這種觀點受傳統(tǒng)的專制思想影響頗深，即認為官方的（含與官方合作的）天然合法，而民間的天然非法，民間行為需要得到官方的授權(quán)。如果我們還承認這是一個共和國，還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法治社會，我們就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民主社會的標(biāo)志是什么？是一切權(quán)力來源于人民，是官方行為需要得到民眾的授權(quán)，而不是反過來。法治社會的標(biāo)志是什么？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梢哉f，如果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quán)，代表權(quán)力的城管天然非法；如果沒有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代表民權(quán)的攤販天然合法。 

    即使有一天，我們的法律明確規(guī)定所有攤販為合法，即何兵教授和羽戈先生所說的攤販合法化問題，那也是說，**要開始利用納稅人的錢為他們提供積極的公共服務(wù)，而不是什么人給了人民好政策，更不是說**從此又多了一個收費的理由。合法化與否的差別就在于，一個是**可以不聞不問，一個是**必須積極保護，而非老百姓做事有沒有得到**同意的問題。因此，我們?nèi)粢獜姆傻慕嵌确治鲞@個問題，更應(yīng)該如此呼吁：城管才需要合法化，而小攤販需要的只是規(guī)范化。（陳賜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