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制瓷歷史長河中，彩瓷的出現(xiàn)，結(jié)束了漫長的“南青北白”的一統(tǒng)局面，瓷苑于是百花盛開，絢麗多姿。千百年來，彩瓷超卓而被世人公認者，舉凡有三：元、早明、清初青花及釉里紅分享釉下彩極品之殊榮；明成化斗彩矗一峰之巔；清三代琺瑯彩絕唱一時。另外，各個歷史時期各窯口的其他一些具有特色的彩瓷，也受到人們的贊譽。然而，還有一個獨樹一幟的彩瓷品種，卻長期不公平地被淡漠遺忘，甚至幾乎被湮沒，這就是晚清至民國初年名噪遐邇的淺絳彩瓷器。

　　清代康雍乾盛世之后，處于全國制瓷中心地位的景德鎮(zhèn)，瓷業(yè)生產(chǎn)開始滑坡，御窯的瓷器工藝水平也無更多創(chuàng)新，呈逐漸衰退趨勢，至今人們談到清代瓷器，總把“清三代”作為口頭禪，雖然有失偏頗，但也并非毫無道理。到了道光咸豐時期，一批極富文化素養(yǎng)的繪瓷藝人，突破傳統(tǒng)束縛，銳意創(chuàng)新，借鑒元代以黃公望為代表的山水寫意中國畫的風格，開歷史先河把詩書畫印緊密結(jié)合移植到瓷器之上。他們大膽運用水墨勾畫輪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和水綠、草綠、淡藍、淡紫等色彩渲染，兼工帶寫，所畫瓷器的畫面淡雅柔麗，素靜空靈。由于這種技法在中國畫的術(shù)語中被稱作“淺絳”，所以瓷界把以這種技法繪制的瓷器稱作淺絳彩瓷器。
　
　  淺絳彩在繪瓷技藝上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首先，它大規(guī)模運用詩書畫印相結(jié)合的中國畫風格，融入藝人對書法、文學的理解，使瓷畫面貌煥然一新，豐富了文化內(nèi)涵，提高了藝術(shù)品位，成為景德鎮(zhèn)近現(xiàn)代彩瓷風格的開創(chuàng)者。其次，它打破了以前瓷繪分工過細繁復的套路，從師法宋院的工致轉(zhuǎn)而師法元人的淡雅，與御窯紋飾的繁縟工整比較，更顯得疏朗活放。再者，與御器由宮中發(fā)樣，工匠按樣照描照填，畫面呆板缺乏個性相比，淺絳彩藝人則從圖稿設(shè)計、勾畫渲染、書法題詠直至署款印章等，皆由一人完成，畫面極富靈氣，個性張揚。

　　晚清至民國初年，有一大批繪畫淺絳彩的藝人，僅從資料記載以及一些藏家已有的傳世作品來看，比較知名的已不下五六十人，其中張熊、程門、金品卿、汪曉棠等為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大鑒藏家趙汝珍所著《古玩指南》贊述程門的作品：“有得一杯一盅者，皆球璧視之”。民國時期在景德鎮(zhèn)瓷界翹楚出眾的珠山八友中，有些人如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等，在早年也都曾繪制過淺絳彩瓷器。遺憾的是，由于淺絳彩瓷器為低溫（650－700℃）焙燒，料色容易衰褪脫落，作品的保存難度大，到了民國中后期，逐漸被高溫彩料所取代，因而淺絳彩從興起到消亡只有短短的七八十年時間。盡管如此，它畢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景德鎮(zhèn)瓷器最富創(chuàng)新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制品，在我國陶瓷史上，當之無愧應(yīng)占一席之位。